本期嘉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王巍
中央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李幼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王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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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的五弦琴 蕴含着天地人和的智慧
李幼平: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和大量的传说里头,都有炎帝神农制琴,然后练丝为弦的这么一个传说和故事。说实在的,关于神农制琴,它是早期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传说和见证,古琴的结构是天圆地方,它所代表的都是一种天地人和的一种美好的追求,因此我们在谈到炎帝神农制琴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美好的传说,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我们对当时的先民们一种伟大的智慧的创造,以及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
在目前的考古发掘里头,我们目前找到的这个古琴,基本上都在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据我们现在的初步统计,至少有一半以上正好就在随枣走廊,也就是说神农传说的故乡,比如说2016年在咱们(湖北枣阳)郭家店的楚墓里头,发现了春秋早期,也就是说距今2700多年前的十弦琴,这可是目前最早的古琴了,然后稍稍晚一点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曾侯乙墓,在曾侯乙墓里头,我们发现了两张古琴,一张是十弦,还有一张非常有意思,它是五弦琴,也就是跟我们这个传说是正好契合的,虽然它相对的一段时间,我们不一定说它就是它,但是起码这种传说还是有源可循,这种文化是有根可追的。这件五弦琴特别有意思,我们学术界就认为这件琴是为编钟来进行调律、来定音的,也就是我们神农文化的传说,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它还为后世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王清雷:其实在文献《世本》,这里边(记载)不仅有神农作琴,也有神农作瑟的文献记载,在《礼记》里边,有如下的记载:土鼓 蒉桴 苇龠,伊耆氏之乐也。唐代的孔颖达认为,伊耆氏就是神农,就是炎帝神农,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在炎帝神农的时期,不仅有弦乐器琴瑟,还有打击乐器土鼓,还有吹奏乐器苇龠,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在炎帝神农那个时候的音乐水平其实已经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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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制琴 促进礼乐文化蓬勃发展
李幼平:实际上我们前面谈的炎帝神农来斫琴来制曲,很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运用在祭祀活动,进入在早期的礼乐活动之中,所以礼仪活动和礼乐活动是我们中华民族很早的一种文化活动内容,那么经过了夏、商、周尤其到西周早期的时候,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完善的礼乐制度,这个礼乐制度,它不仅仅在考古学发现的那些墓葬里头,或文献记载里头的有九鼎八簋,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和这些九鼎八簋,这些礼器相配合的,还有我们的金石之声,还有我们的钟磬礼乐,还有我们相应的八音之乐以及六代乐舞等一系列的礼乐礼仪的文化活动,我觉得,在西周开始这一个完善的礼乐制度为当时的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中华的礼乐文明奠定了雄厚的文化基础。
王清雷:关于中国的这种礼乐的文化,它其实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著名考古学家朱乃诚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和王国文明这三个发展阶段,那么中国的礼乐文化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在古国文明和古王国文明这个阶段,那么墓葬里出土的,比如说特磬 土鼓,还有远远早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舞阳贾湖骨笛,那么他们的当时,应该是作为一种神器或者法器来使用的,那么和身份、地位、等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这个阶段,礼还是一个初始的阶段,也就是礼俗阶段,进入王国文明阶段,那么这时候墓葬出土的,比如说土鼓和鼍鼓,他们不仅是一种神器和法器,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礼乐集群,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礼乐制度在陶寺文化的早期已经正式形成了,其后就是所谓夏礼、殷礼然后到周代的周礼,是吧,那就是在西周初期,我们知道周公制礼作乐,然后这时候中国的礼乐文化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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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化 中华文明的根基与灵魂
王巍:在夏王朝后期发明了,比如说钟,然后从相当于尧舜时期发明的磬到这儿规范化了,然后一些玉器,原来是工具武器,在这儿形成了特殊的性格,向周围扩展,这个扩展的幅度,大家都很关心的三星堆,你可以看着明显的夏商王朝的玉器的影响,然后包括青铜器,殷墟的青铜器在三星堆,在周围广阔的区域都发现,所以夏商王朝发明的这些礼乐器,包括玉器,这些礼器向周围强烈的辐射,这个不是靠军事实力,不是靠扩张,它是一个先进的文化,一个礼仪制度,对周围,这方面我中间,有那么一个非常高大上,然后非常(有)仪式感,非常愿意吸收,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文化的软实力的扩展。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八千年前的这个,纯粹的响器,到后来逐渐地成为礼器乐器,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说还真是而且延续不断,包括我们的祭炎帝,这些礼仪活动,其实就是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表达方式,通过来增加我们的感召力,通过我们的凝聚力,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应该从礼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
李幼平:实际上我们后来所说的乐器,它早期是一个响器,这种响器主要是一种氛围的营造,然后这次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认为就逐步进入到礼器,就刚才讲的到夏到商,尤其在西周的时候,它是非常明确,伴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那么一整套的这个器物的东西,九鼎八簋青铜器和我们的编钟编磬八音之器,就形成了这个具有礼器的功能,我们认为它在响器的基础之上,进入到礼器之后,开始尤其到东周,进入到西周到东周的时候,它具备了乐器的功能,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一种威严(的象征),一种说敬天敬地,同时它也是娱神的同时也开始娱人了,具有这个审美的功能了,也影响了审美,它成为了一种文化的感召力,成为了文化的这样一种凝聚力、一种向心力的这样一种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
实际上就刚才讲了,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礼乐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在完善和发展,而完善与发展的核心是适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我们的礼乐文明,有了前面所说的内在动力,才有了它这样的凝聚力和这样一种向心力,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实际上有一系列的礼仪的活动,可以说传统礼仪活动、礼乐活动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我们祭炎帝,应该有(祭祀)炎帝的除了礼仪之外,我们应该,再跟传统来进行这个结合,应该还是有它自己的音乐,祭黄帝,应该有它自己黄帝的(祭祀)音乐,因此,就是说在我们今天,应该把礼和乐有机地(结合),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真正的让礼序乾坤、乐合天地,才能使我们的礼乐文化,在当今的社会,在当今的文化界之中产生活力、产生向前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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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 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乐器
王巍:其实通过这个响器,寄托人们对美好的向往,然后通过这个声音传递,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方式。
李幼平: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第一点,我们的礼乐制度就是和青铜时代,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而形成这个制度既促成了这个时代的产生,这个时代也孕育了这个制度,在青铜时代就代表了或者青铜的冶金铸造技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或者说是社会的物质文明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因为在《礼记》上(记载),有九鼎八簋,青铜的礼器,那么乐器上就是编钟,而这样的编钟,到目前为止,仍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咱们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所以我是在很多的场合,都跟他们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觉得随州,当时的随枣走廊是属于中原文化和长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交汇地,而这个交汇地,一个是文化的交汇地,第二个是有编钟青铜文化的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物质条件,所以在曾侯乙这个地方,确确实实产生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这六十五件编钟,它不仅仅只是冶金铸造青铜文化的表率,(还)是无与伦比的文献档案,它不仅仅是属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的青铜器的记忆,它是物质文明的记忆也是精神文明的记忆,它既是文献的记忆,还是音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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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编钟故事 弘扬礼乐文化
王清雷:像我们所知道的钢琴是西乐器之王,那么中国的乐器之王有的说是琵琶,有说是古筝,其实从礼乐文化的角度讲,编钟称为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才是名副其实的。随州作为炎帝的故乡,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点在一些中小学组建小型的金石乐队,它的乐队配置可以初步设想为金石乐器,有一套编钮钟,一套编磬,弦乐器,比方说瑟,吹奏乐器,比方说排箫,笙,还有打击乐器,可以建鼓,那么再请一些作曲家,创作若干首礼乐作品,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说我们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或者一些重要的礼宾场合来使用,把它普及到湖北省,然后慢慢普及向全国,让中国的每一个人能了解中国古代乐器之王编钟,让很多人都会敲,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最重要的。
王巍:我觉得就是争取创造一批好的音乐作品,比较简单的可以像,清雷教授讲的在学校可以普及,这个也不一定普及,最起码有些特色的学校能够演奏,然后有一些大型的、内容丰富的、水平高的,可以作为国家或者地方的院团,荆州应该(就)有一个,得要出作品,然后能够传送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李幼平:如何去弘扬我们的礼乐文化?如何去讲好我们的编钟故事?我觉得应该是立体的、多渠道的。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总体的原则来说还是守正创新, 守正,讲清楚它是什么,然后去研究好它是为什么要做这些,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我们要评价它怎么样,因为我们总要说这个编钟为什么在礼乐文明里头,礼乐文明跟中华文明的关系是什么,中华文明跟世界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讲它怎么样,然后一定要落脚到怎么办?所谓怎么办,就是在我们今天如何来创造性地转化、创新地发展它,因此我们要有一批文创产品,要有精品创作,进行表演,除了在中国传播之外,还要走向国际让编钟不仅讲好古代的故事,还要讲到今天的故事,还要讲好全世界的故事,全域开花,展现编钟文化、礼乐文明在当今社会、在当代中国特色物质(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